国家多，宪法的稳定性又比欧洲差，制定宪法频繁，因此亚洲宪法的种类很多。

[136]参见贺卫方：不能只剩‘公共没了知识，载《新京报》2013年12月19日。退一步说，即使对卖淫嫖娼的打击能够多少起到些遏制作用，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容教育。

[124]依此推测，被收容人员占被查获人员的十分之一左右。难怪收容教育所里的学员大多数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妇女和底层的嫖客，他们中很多人是因为交不起罚款而被收容教育的。收容教育的这一层作用，虽然超出了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却是很多人心里所考虑和认同的。[64]然而，收容教育所的管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58]彭树球诉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收容教育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厦门行终字第47号。

[14]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不折不扣的立法程序。查阅公安部门的文件，公安部有关收容教育的规定聊聊可数。[10] [斯里兰卡]尼兰?提鲁切万：《南亚立宪主义的转机》，张文彬译，载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民主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308页。

这种历史传统将东方的政体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与这种政体相对应的，是东方令人侧目、羡慕和垂涎的巨大富饶。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东方文明重拾信心，为亚洲立宪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多样性而非社群，争论而非共识，试验而非传统。概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理性，已经利用其优先地位来为各种价值排序了⑥。

在缺乏共识和认同的社会中，人们开始失去向心力，极易走向极端的个体认同，从而陷入各种唯己主义所致的道德困境之中。既有结构安排无法将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辐射至整个宪法体制中，因而有必要将其调整至总纲部分。

第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第二，核心价值不仅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或同意，而且根本为社会发展所必需，也即核心价值乃是社会普遍而又必要价值。核心价值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体相对稳定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方式，通过对个体价值体系的作用引导、规范甚至操控着个体的行为，制约着个体价值取向的形成，进而实现对整个现实世界合规律性发展的牵引。核心价值的动态性即表明，核心价值如果不能保证自身与共同体核心诉求的契合性，那么核心价值迟早要被其他价值取代。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这一战略虽造就了一系列改革奇迹，但却因政治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滞后，而无法形成理想的三大系统核心价值的耦合关系，致使转型中国的价值虽多元但偏斜。普遍同意是核心价值证成之形式条件，但非必要条件。这一情形，与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有关。

譬如，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人权与西方意义上的人权同日而语，就没有将中国宪法上的人权条款与宪法价值体系中有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结合，这就严重忽视了中国人权观念和人权实践的主体性。[15]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从根本上取决于宪法体制的纠偏，而在价值关系层面，则需宪法民主价值和宪法体制各个组成部分的分解价值的共同致力。

事实上，改革过程中越来越高涨的社会公正诉求，在这种单维的理解下，不仅无法获得承认，还可能与既有表达产生冲突。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形态的更迭，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解决这一危机，势必涉及为多元价值排序，但这却动摇了自由主义之根基。诸种线索普遍遵循价值中立立场，在强调尊重个体价值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一种情景建构、机制塑造来实现从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升华。当下经济改革业已进入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14]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而言，社会核心价值经历了从提炼、小范围认同、扩散到大范围认同的演进过程。现代社会在多元价值面前，徘徊失措，左右为难。

这一过程使充满差异的个体价值不断向共同体价值层面靠拢。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宪法价值体系的社会基础和内在构成(宪法指导思想)，是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适应性之体现。

因此，多元价值并存，且冲突恒在，从根本上讲是由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应以宪法作为其规范载体。

因此，在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社会里，核心价值之于社会形势变化的动态适应性，与作为常态存在的价值冲突的动态性所促发的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2.宪法价值体系的结构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宪法价值体系，因其具有价值合理性与有效性的正当性，可以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基础，从而可以为宪法基本原则和具体价值提供确定性指引。

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共同体生活中，从而形成相应社会关系。然而，无论作为统治者还是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别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的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除非缺乏权力。在此基础上，宪法通过对指导思想的落实，相应调整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基础价值，适时完成完善宪法价值体系的任务，为实现宪法指引社会转型的功能提供厚实的价值基础，并对宪法正文所构建的宪法体制发挥着整合、指引、解释、评价、调整的作用。现代国家在对待各种价值冲突时秉承价值中立的态度，严禁国家权力介入价值判断，以防止对某种价值造成伤害。

在宪法宽容精神的笼罩下，少数人的价值自由能够获得来自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实质性支持，也得到了宪法程序的全方位保障。通过此机制之阐述，宪法顺理成章获得最高法地位。

不过，罗尔斯们极力否认这一点，以至于发展出所谓理由中立的接近中立观念。这一结构局限，也正是当下诸种困境的肇源。

事实上，正是宪法通过程序性框架提供的公共讨论的论坛，才为各种价值的相互讨论和辩驳，及至最后达成的共识，使宪法具有一种自我调适和变革的能力，较好地保证了共同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之间的总体平衡，起到了有效方法‘歧视与不宽容的作用。应该说，对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困境，启蒙思想家们始料未及——个体自由是启蒙的基本任务，而自由的个人如何实现自律，却非启蒙运动所能关照。

由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构成的宪法体制的改革目标，在于实现宪法确立的民主价值，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政治原则。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即各种完备性学说的并存，并非一种很快就要消失的历史状态，而是现代民主社会永久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如果纯粹强调公共理性的中立地位，那么立刻就陷入哈贝马斯所言的合法性危机中去——哈贝马斯将罗尔斯对于稳定性问题的追求视为功能主义(工具主义)，而这将‘导致正义论失去认识论的意义，进而丧失理论上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这可谓是自由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在。

而宪法程序则保证了权利条款不被曲解以伤及少数人，其作用理应受到重视。一方面，核心价值是共同体及其成员关于其生存和发展核心诉求的共识，没有这种共识，就没有任何明确的价值指引和目标导向，一个共同体就不能进步，甚至还会面临分崩离析之厄运⑧。

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对个体的高要求，而是一种底线标准。如上所述，前者可能致使社会核心价值虚无化，唯有后者值得尝试。

而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之确认，构成宪法权威之理据，并可将形式意义的话语共识升华为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宪法是经人民同意而制定并具有根本法效力的国家共识，这种共识，遵循了普遍同意的形式要求，以人民的普遍利益为基础，关照国家整体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